[转帖]我珍视这几篇“外国人”赞扬毛泽东的“报道” 外国人, 毛泽东, 转帖, 珍视

安坦

在毛泽东诞辰112周年到来之前，我去医院看望一位住院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他正在看他女儿专门为他从网上“下载”的文章。他见到我，显得很高兴，因为他女儿告诉他，最近“网上”出现了“毛泽东热”；他还说：“我女儿现在也开始转变认识了，她开始像我一样热爱毛主席了！”
我的朋友为了向我证明他女儿的“观念转变”，就让我看了他女儿专门为他从网上收集到的“外国人”评说毛泽东的文章和报道……
他十分激动的说：“你看看这些外国人是这样评价我们毛主席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像我们毛主席这样被外国人赞扬与崇敬！从来就没有一个中国人在逝世快三十年的时候，仍然能够受到外国人如此高的评价；只有我们的毛主席，至今还活在这许多外国人心里……”
我的朋友在闲聊中多次问我：“你为什么不对我说说现在论坛上的情况？你为什么不对我说说那些鼓吹‘自由民主的英雄豪杰们’，现在是否还在论坛上成群结伙地拼命污蔑、咒骂、攻击我们的毛主席？我女儿怕我生气，总是不愿意告诉我……；其实，我的确很想知道……”
我不能骗他，只能在最后淡淡地说：“在中国的一些‘论坛’上，那些‘见毛必反’的社会精英，为了发泄自己对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至今还在攻击毛泽东！”
我的朋友生气地问我：“你为什么不问问那些拼命地咒骂毛主席的人，他们还是不是中国人？”
这时，他的女儿来了，十分巧妙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她从手提包里拿出几张《参考消息》和一张儿童画，轻声地说：“爸！您快看看您的小外孙送给爷爷的‘礼物’！”
我的朋友立即高兴地接过报纸和儿童画，细眯着双眼，欣赏着小外孙的“作品”——画的是“一个小狗”正在吹一个大气球，气球上写了一些字……
…………
在告别时，我的朋友握着我的手说：“今天我很高兴，一是你来看我，二是我的小外孙送我这张画使高兴！”随后，他给了我几张“打印文章”并告诉我：“这是我女儿从‘网上’找出来让我高兴的文章，你比我年轻，又能够‘上网’，你一定要让年轻人多看看外国人赞扬和崇敬我们毛主席的文章；我是东北人，小日本杀过我的亲人，我爹带我到四川之前，我有过当‘亡国奴’的感受，那不是人过的日子！你是四川人，没有亲身感受，不会像我一样仇恨小日本；我现在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女儿过去不愿意‘入党’，现在思想有些转变，我很高兴；希望你今后多帮助她……”
…………
今天，我的朋友“走了”！
我把我的朋友送给我的几张“打印文章”，转送给他的女儿；它们都是两年前的文章，是《国际先驱导报》授权“新浪网”独家发表的一组“外国人”赞扬毛泽东的文章……
再过几天，就是毛泽东诞生112周年的日子，我从计算机中调出《国际先驱导报》几位记者对毛泽东的报道与评说，选了几篇我的朋友“送我”的文章，作为“转帖” 在“论坛”上发出，也算是自己的“一种纪念”……


《国际先驱导报》几位记者对毛泽东的报道（摘编）
转帖一：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毛泽东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毛泽东被视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斗士、社会正义和平等的伟大旗手”
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对世界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
　　50年代，毛泽东使一个一直被西方人耻笑为东亚病夫式的中国，一举变成了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现代民族国家，使几亿受尽压迫的中国人成了能够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这对所有被压迫民族的鼓舞都是震撼性的。
　　60年代和70年代，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更让全世界惊讶得目瞪口呆，毛泽东被很多人(特别是世界青年)视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斗士、社会正义和平等的伟大旗手。
以致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对毛泽东说：您改变了世界！(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当时非常清醒，他不无幽默地对尼克松说：我没有改变世界，我只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毛泽东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已经过时？
　　但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毛泽东也是世界的”这句话是不是已经过时？
　　我认为没有，但背景和意义的确有了很大不同。
　　那个“火红的年代”说毛泽东是世界的，带有更多意识形态背景和色彩；但今天我们说毛泽东是世界的，则是在全面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理性评判。
　　这种理性的集中表现，就是今天的中国早已主动融入了国际社会，早已成为世界的中国；而任何国家如果不深入了解日益崛起的中国，就不可能有其21世纪成功的国际战略；而要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走向，就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而了解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毛泽东！
　　所以，美国人别有深意地把1976年以前的中国叫作“毛泽东的中国”，而把1976年之后的中国称为“后毛泽东的中国”。
　　后毛泽东时代：“文革学”在海外方兴未艾
　　当然，国外毛泽东热的主力军首先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是“文化大革命”。
　　有意思的是，随着毛泽东的过世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当国内理论界着意远离那个时代以及对那个时代的记忆时，国外学界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却越来越热起来，以至于在西方国家形成了专门的中国研究学科——“文革学”。
　　不能简单地说西方学者是别有用心。
像费正清、麦克法夸尔、施拉姆、莫里斯·迈斯纳等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学者对“文革”的评价，有时候反而比国内学者冷静客观，比如：对“文革”时期义务教育的普及、农村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等方面，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有些学者则把“文革”看作毛泽东晚年所发动的关于人类生存方式探索的巨大社会实验。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对毛泽东的研究特别是对“文革”的研究，不仅对于把握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国现代化进程，而且对人类自身进步的探索，都意义重大。
　　所以，西方学者的研究重点，已经从过去的“文革”起因和重大事件的政治诠释，深化到了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以及整个人类命运关照的层面。
　　这种变化的深层动因是，中国经济的崛起日益扩大了5000年华夏文明在世界的影响力，而毛泽东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深沉自信和非凡智慧。只有从哲学的境界研究和把握毛泽东，才能更好地把握和预测中国现代化对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的深刻影响。
　　正像美国学者施拉姆所言：毛泽东一直在为人类的最终命运战斗和操心。不管人们如全何面评价“文化大革命”，着实令人叹服的是这位《民众的大联合》的作者在半个世纪后，仍然以年轻人般的火热激情孜孜不倦确信中国人民的改革事业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深刻、确信中国将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加辉煌灿烂。

安坦

转帖二：国际先驱导报驻巴黎记者刘芳报道 ：
“毛泽东是伟大的人物，他让中国人民重新拥有了独立和尊严”
“我很早就爱上了中国。法中建交之后，我两次被毛泽东接见，有幸一睹伟人真容。早年得以近观中国，使我比大部分西方人更能体会中国的独立和坚忍，亦更能分享中国人成功的荣耀。在我这一代法国人心目中，毛泽东是伟大的人物，他让中国人民重新拥有了独立和尊严。”贝当古在向记者说这一番话的时候，显得非 常动情。
　　今年已84岁高龄的安德烈·贝当古是中法建交的见证人，也是法国方面参与中法建交的唯一健在者。在巴黎家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贝当古翻出尘封多年的历史照片，因年事已高，他已无法一一辨认出参加当年会谈的每个人物，但看到那在他印象中“高大、魁梧”的中国人时，他突然指着说：“你看，毛那时候一点都不显老。”
　　幽默应对宗教问题
　　1964年2月，法中建交联合公报公布不久，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在北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安德烈·贝当古时任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副主席，是代表团6位成员之最年轻者。
　　据贝当古先生回忆，法国国民议会在60年代初即成立亚洲问题研究小组，专门研究法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戴高乐将军于1959年1月重新入主爱丽舍宫后，在外交政策上独立自主，维护法国及西欧利益，与美国相抗衡。当时北京也希望与西方大国打破外交僵局，发展外交关系。受戴高乐将军委托，1963年10月22日，法国参议员艾德加·富尔赴北京和中国领导人进行半官方试探会谈。富尔15天与周恩来、陈毅会谈6次，并秘密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的接见。1964年1月27日格林威治时间11时，北京和巴黎同时公布了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全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在建交庆祝活动中，45岁的贝当古在北京受到70岁的毛泽东的接见，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那次会见深深刻在了我们记忆中。”贝当古回忆说，毛泽东高大、魁梧，反应敏捷，讲话生动有力，只讲大略不问细节，而且富有幽默感。
　　贝当古清楚地记得，当法国代表团谈到宗教问题，毛泽东马上做了个姿势：举起双手，抬眼望天，双方代表团成员都会心地笑了。
　　“毛主席语录”登上《时代》周刊
　　因为年事已高，贝当古老人不得不借助历史见证物来回忆往事。
　　他为记者翻开他珍藏多年的一本1964年3月6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发黄的纸页上有一篇题为《法国人到了毛泽东的家》的报道，记录了贝当古等人与毛泽东会谈的情景：
　　美苏帝国主义。毛泽东说了一句话，翻译有片刻迟疑，毛泽东说：“你就直翻！”于是翻译说：“美苏帝国主义想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中国人绝不答应！”
　　与苏联的关系。毛泽东说：“1957年之后我就再没去过苏联……苏联人撕毁协议，24小时之内撤走全部技术人员，连图纸都统统带走。你们今年几岁？终有一天你们会看到赫鲁晓夫那只纸老虎倒下。我已经70了，但你们肯定会看到那个叛徒死。”
　　原子弹。毛泽东肯定法国搞原子弹的努力，同时说：“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是实力，我们有，不等于我们就要用。”
　　戴高乐。毛泽东说：“戴高乐是当兵出身，我也是。我在军队里生活了12年。”
　　越南。毛泽东说：“越战结局会跟中国一样。我们就是用美国武器闹革命嘛。美国给了老蒋价值15亿美元的军火，现在这军火归谁了？老蒋把军火给了我们。越南最后也会是这样。”
　　拿破仑。毛泽东说：“我崇拜拿破仑。他的书，我没有一本不知道的。”
　　15次提到戴高乐的名字
1970年贝当古再次访问中国，又受到毛泽东接见。此时的贝当古，已经是法国蓬皮杜总统的外交事务国务秘书。
　　第二次见到毛泽东，贝当古感觉毛泽东已略微发胖，但是双目依然炯炯，面带微笑，精神状态很好，只有声音暴露出他确已是位老人。虽行走时无人搀扶，但有一位护士始终在他左右。
　　贝当古注意到，时隔6年，毛泽东谈话更显出高瞻远瞩的特性，他只纵论形势，不谈事件，像个哲学家。
　　当时戴高乐刚刚卸任，贝当古记得毛泽东在会谈中15次提到戴高乐的名字。“戴高乐将军意欲重塑全球力量平衡，他视与华建交为法国大事，他多次表示有意访华拜会毛泽东，种种原因使他夙愿难偿，法中两位伟人不曾会晤，给这世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安坦

转帖三：国际先驱导报评论：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留住历史，但是人心可以！”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没有谁能够比110年前的这一天，在韶山冲诞生的那个孩子那样，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以至于在后一个世纪的日子里，人们还常常提起他的名字。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留住历史，但是人心可以。
今天人们心中的毛泽东，已经不再是神坛上的巨人，但是他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留下的丰功伟绩，却依然是人们所不能忘却的。毛泽东与这个世界的眷顾，在2003年里，依然浮沉不休。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留住历史，但是人心可以。
　　只不过，今天人们所提起的，已经不再仅仅是这个名字，更是名字后面的那个时代；人们所顶礼的，也不再仅仅是这个名字，更是名字后面无数风云英雄；只是在2003这个远离了硝烟的年代里，人们还会记住，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伴随江山50年不可或缺的符号。
　　今天，对于毛泽东的评论，尽管还让人对一时一事争论，但是来自人心的驻留，却已经让我们对往昔岁月给予了适当的评价。当我们回忆起《列宁在1918》中的经典镜头，我们仿佛会明白，同样是伟人，毛泽东在2003，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国和世界，有着怎样的意义。
　　70年代的中国人，在有限的一点娱乐中，《列宁在1918》是他们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尽管是反映国际共产主义先行者的影片，他们还是无法看到影片的全部，因为“露出大腿的”资产阶级的芭蕾舞和“瓦西里两口子亲热”的镜头必须删节；但是今天，中国人已经可以坦然地面对毛泽东这位历史伟人在风云百年中的功过是非，这种不需要删节的历史却是伟人逝世后的历史所造就的。
　　然而真实往往带来困惑，今天，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中，毛泽东这个名字，却在讲述着不同的故事。从老人们的甜蜜回忆，到青年的反叛追求；从毛泽东学研究的兴起，到依然存在于战火中的“借毛之名”……许多人已经不能把握，究竟在世界范围内，毛泽东是什么样的？究竟该如何去看待，那个曾经只手擎天的东方老人。
　　从毛泽东诞生110周年以来，从毛泽东逝世27周年以来，中国和中国周围的整个世界，无论从生产力还是意识形态的角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伟人生前所不会想到的，而今天，如何重新领会毛泽东的执政思想与世界观，却给人们以新的思考。当新一代领导人上任伊始，便走向西柏坡去重温曾被一些人忘却的价值；当尊严与平等，成为了弱小民族抗争的旗帜；当寻常百姓，无限追忆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毛泽东依然在天安门城楼上，笑着注视这个早已是“换了人间”的世界。
　　世界是多样的，世界的毛泽东本来也就应该是多样的，2003年的毛泽东，才是一位真实的毛泽东，这种真实，是对历史本来面目的还原，更是对一个时代的尊重与承认。今天的中国，所需要面对的，恐怕已经不再是五十年前那个充满危险和对抗的世界；但是今天的中国人，所需要承担的，却是要比五十年前更激励的竞争与挑战。这种挑战，来源于体制内部，却冲击体制的弊端；这种竞争，充满了整个世界，却崇拜世界的强者。今天的话题，恐怕不仅是五十年前的伟人所注视的。这个话题要远远超过当年的生存还是毁灭，而去寻找今天的价值与新生。在这个话题解读下的毛泽东，也同样已经超越了伟人本身，而成为新时代对历史的一种解读。但是无论何时，尊重历史，尊重真实，尊重那些为民族大义无私奉献的人，却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美德。这在1983年如此，在1993年如此，在2003年亦如此。
10年后，2013年，我们该如何来纪念这位伟人，或许同样的话题会再次浮出水面，或许不一样的中国正逐渐展开画卷。正如伟人自己所说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安坦

转帖四：国际先驱导报驻柏林记者郑汉根的“人物专访”：
德国人说：“文革”，是关于人类生存方式探索的巨大社会实验
国际先驱导报驻柏林记者郑汉根对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英戈·谢弗尔博士 和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东亚部主任因果·南特威希博士专访——
英戈·谢弗尔博士：1948年生于科隆，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教师；1977年开始专门研究毛泽东思想，著有《毛泽东思想导论》、《李大钊和毛泽东著作中的辩证法思想的基本特点》。
因果·南特威希博士：今年43岁，是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的东亚部主任；他对当代中国革命历史以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进行过研究，他不是出于职业的角度，而是用自己业余的时间，做了大量研究。
国际先驱导报驻柏林记者郑汉根报道： 一位是职业从事毛泽东研究长达26年的学者，一位是年轻时为毛泽东狂热可至落泪、如今已入不惑的“前德国愤青”，站在2003年的冬天，对于那位远在异国他乡的马克思主义的改造者——毛泽东，他们如何看待？
　　魅力毛泽东：他逝世时我流下了眼泪
　　《国际先驱导报》：对于您个人来说，毛泽东的吸引力在哪里？
　　南特威希：当时作为年轻人，我感觉毛泽东的思想非常革命。我想，他的思想可以帮助消除我所处的社会的不公。尤其是在我看来，毛泽东在中国倡导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前苏联的官僚的、僵化的、狭隘的“社会主义”不同，看起来更加生机勃勃、不教条和具有革命性。在我看来，他似乎在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与官僚主义做成功的斗争。
　　另外，他辨证的思维，他既通俗又有古典修养的表达方式，他在历史和文学领域的旁征博引，这一切都吸引我去了解他。
　　谢弗尔：德国在七八十年代流行“左派”学生运动。很多学者和青年学生想从中国的“文革”运动中获得借鉴。作为完全不同于东德以及前苏联社会主义的一种全新形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受到当时德国左派青年学生的特别关注。我对黑格尔、马克思的哲学感兴趣，然后就自然转到了毛泽东以及他的思想和著作。
　　《国际先驱导报》：毛泽东对当时德国“左派”学生运动影响大吗？
　　南特威希：我从十五六岁开始就对毛泽东感兴趣。我记得很清楚，当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第二天第一堂课刚好是历史课，大家停止上课，悼念毛主席。我当时致了悼词。当年联邦德国(西德)的许多年轻人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谢弗尔：很大。毛反对权威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德国的“左派”学生。这些学生后来成为德国的政治家、教师或投身其他重要职业，他们无疑带着毛泽东思想的痕迹。
　　研究毛泽东：一个注定绕不开的课题
　　《国际先驱导报》：您个人认为研究毛泽东的价值在哪里？
　　南特威希：我研究毛泽东，不仅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的中国和中国历史；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实践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历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们如果要研究20世纪的政治运动，便不能绕开毛泽东。
　　谢弗尔：德国研究毛泽东的高潮在70年代。研究者尤其是汉学家想知道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趋势，自然必须研究毛泽东。但是“左派”学生对毛泽东的热情必须与学者的研究分开。前者是带着政治倾向的，而后者主要是进行不带倾向的客观研究。
　　《国际先驱导报》：作为一个外国人，您感觉研究毛泽东有困难吗？
南特威希：由于我能够读原著，所以研究毛泽东不存在问题。也许还有关于毛泽东的一些未被公开的文件，尤其是文革期间的。我想，中国共产党应该作出决定，把这些文件公开出来，向历史学家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外国研究毛泽东的高潮普遍是在六七十年代。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海外“毛泽东热”反而开始减退，这是为什么？
　　南特威希：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许多人把中国的发展作为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因而对其产生浓厚兴趣。自然也会对其领导人毛泽东产生兴趣。
　　毛泽东逝世后，从西方人的视角看来，由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新发展模式与毛泽东的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只留下很少的人，继续关注毛泽东研究。
　　谢弗尔：作为职业研究者，我可能和南特威希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毫无疑问，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以及欧洲“左派”青年学生运动(这个运动受到毛泽东比较大的影响)于70年代末逐渐退潮，这多少会影响学者们研究毛泽东的热情，毕竟学者们的研究或多或少是要反映所处的时代的。不过尽管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从客观角度对毛泽东进行学术研究的人并没有减少很多。人们对于当今中国有兴趣，自然也会去研究毛泽东时代。他们想知道毛泽东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
　　评价毛泽东：他的影响远远走出了中国
　　《国际先驱导报》：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你们如何评价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
　　谢弗尔：这真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社会主义进行具体的阐释，给的只是一个框架性的东西。中国的社会主义一定与德国的社会主义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所以，要站在中国国情的立场上解读马克思主义，这是合理的。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有一些相对不太重要的观点，被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上升为重要的乃至中心理论。毛泽东对中国农民运动做了许多社会学分析，这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具体用于中国的实践。毛泽东更多地依靠农民，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灵活运用，因为中国的农民比工人数量要多很多。他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中一个重要思想，这在毛泽东思想中提高了分量，成为他的中心理论之一。毛泽东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提出了“第三世界”的理论，这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也可以看作是“改造了的马克思主义”。至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则基本是自己的。在军事上他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实践。这是马克思没有的。
　　南特威希：我想谈谈我个人对毛泽东的评价，毫无疑问，毛泽东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他的最大的功绩在于，在一个困难的时代里找到一条路，把中国从封建残余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解放出来，建立统一的大国。其次，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没有让她成为前苏联的卫星国，中国独立走着自己的路。另外，他参与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27年。在军事上，他有对日本侵略者、蒋介石势力以及在朝鲜战争中对美国的胜利；在外交和思想上，他胜出了苏联。他还是杰出的书法家和天才的诗人。众所周知，毛泽东也犯了错误。他完全错误估计了当时的现实。可惜当时中国没有政治机制来防止他的错误政策。我认为他反对儒家和同情法家是有道理的。国家需要法治而不是人治。中国现在法制国家道路上发展很快，值得祝贺。
　　《国际先驱导报》：毛泽东属于中国，他也属于整个世界吗？
　　南特威希：毛泽东始终对世界历史和世界问题十分关心，并且十分熟悉。他的历史功过当然首先是对中国发生重要影响。但他的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影响却远远走出了中国。毫无疑问，他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杰出人物。从毛泽东的错误中我们可以吸取教训，而他的成就则对今天整个世界都有贡献，那就是：他领导建立的中国如今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和平和强大的国家，这是有利于世界的。
四、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闻报道 ：
1996年，当王文元来到曼彻斯特的唐人街时，离毛泽东逝世已经整整过去20年了。
　　王文元从中国来到英国的时候，还带着一小盒毛泽东像章。他告诉记者，有一次，一个曼彻斯特大学的历史系学生出高价向他购买这些像章，他没舍得卖，因为那些像章让他可以时常回忆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度过的那段难忘的日子。
　　然而，那段岁月在英国人的印象里是红色的，也是模糊的，但这并不妨碍毛泽东出现在英国人的生活里。许多展览在英国各地举行，从爱丁堡到纽卡斯尔，从伦敦到曼彻斯特，很多英国人来到博物馆欣赏那些有关毛泽东的东西。
　　去年在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举行的“时尚毛泽东”展览就给许多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浪漫的欧洲人把那个展览完全变成了一场文化盛宴。你一走进博物馆，就会看到由众多红色丝织品组成的一个毛泽东画像，在这些丝质的布上，点缀着许多黑白和彩色的照片，上面记录了许多毛泽东经历过的重大政治事件，还包括了许多毛泽东生活场景的照片。据组织者介绍，许多照片都来自中国的官方档案馆。此后，这个展览又被拿到英国的各个角落展览，使很多英国人从视觉上直接接触到了毛泽东。
　　但是，英国人对毛泽东的认识仍然有限，你在英国最能经常见到的毛泽东常常带着时尚的色彩。那些有关毛泽东的图像时常被当成时尚工厂里的一种元素，一如戴着贝雷帽的切·格瓦拉头像。许多人都让毛泽东出现在身体的各个部分，从手臂到胸前，毛泽东被许多年轻人视为偶像。
　　中国的设计师一般喜欢把毛泽东的头像印在T恤上，这与英国的设计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曼彻斯特街头出现的毛泽东，常常是身穿中山装、中国文革时期的旧军装和其他文革时期的服装，因为在许多英国人看来，那些服装是共产主义思想方式的一个标志，只有那些东西才能代表毛泽东这个名字。许多热血澎湃的年轻人常常把毛泽东和切·格瓦拉相提并论。安迪·史蒂夫已经30岁了，他就告诉记者，毛代表了他自己的世界观，代表了他的理想。
　　伴着这种神秘感，安迪·史蒂夫来到了北京，这离他第一次看到有关毛泽东的东西已经过去了10年。1993年，在曼彻斯特大学学习的安迪第一次看到了有关毛泽东的东西，一本叫《西行漫记》的著作。“对于毛泽东领导的长征，我感到非常震惊。那是一个伟大的举动，而领导他的人也一定是伟大的，我对此非常着迷。”安迪向记者回忆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
　　10年间，安迪在英国观看了几场有关毛泽东的展览，并且从曼彻斯特的唐人街淘到了一些毛泽东的像章和红宝书。10年后，他带着他的妻子站在毛主席纪念堂前，远望着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对记者说道：“现在对毛泽东的感觉已经和十年前大不一样了。那时候的我更愿意沉浸在那种长征的激情中，而当我真正到了这个国家，看到了毛泽东本人的遗体时，我也已经老了，这时的我更想知道我们和你们国家的人民能从毛泽东个人的经历中到学到什么东西，吸取什么教训，进而去改进我们的生活。”